她的脸和嘉宏记忆中的一模一样。不是那种“有点像”的一模一样，而是精确到每一个细节的、像素级的复制。眉毛的弧度，鼻梁的高度，嘴唇的形状，左脸颊上那颗小小的痣。她的眼睛是棕色的，瞳孔在昏黄的灯光下微微放大，像一台正在对焦的相机镜头。

那双眼睛正在看着嘉宏。

她张了张嘴，没有发出声音。她又张了张嘴，还是没有声音。她试了第三次，喉咙里终于挤出了一个沙哑的、微弱的、像风穿过枯叶一样的声音：

“阿宏。”

嘉宏的眼泪又流了下来。

他走过去，伸出手。他的手在发抖，抖得很厉害，但他还是稳稳地握住了她的手。她的手是冰凉的，不是死人那种僵硬冰凉的，而是像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水果——冰凉但柔软，冰凉但有弹性，冰凉但还保留着生命的质感。

“秀秀，”他说，“我回来了。”

她看着他，那双棕色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碎裂，又有什么东西在重组。她等这句等了四十二年。

“你这次，”她的声音还是很沙哑，但比刚才清晰了很多，“不会又跑了吧？”

“不跑了。”嘉宏说，“我跑累了。跑了四十二年，也该累了。”

她笑了一下。那个笑容和1984年5月28日早上七点，在台北车站，她看到他时的笑容一模一样。眼睛眯成两条线，露出两颗小虎牙。

“那你欠我的培根蛋饼呢？”她说。

嘉宏愣了一下。

然后他笑了。在这个地方，在这个时间，在这个他刚刚发现自己已经死了四十二年的夜晚，他笑了。笑得很大声，笑到眼泪和鼻涕混在一起，笑到肚子疼，笑到整个人蹲在地上，捂着肚子，像看了一场最好笑的喜剧。

“操，”他笑着说，“我欠你的蛋饼，大概是还不上了。但我可以请你吃别的。”

“吃什么？”

“你想吃什么都可以。”

“那我要吃烧肉粽。”

嘉宏的笑声戛然而止。

他看着秀秀。秀秀也在看着他，眼睛里没有开玩笑的意思。

“烧肉粽？”他重复了一遍。

“嗯，”她说，“烧肉粽。1986年，有人在楼下卖烧肉粽。有个女的从楼上跳下来，压死了那个卖烧肉粽的。那个人到现在还在那里卖，每天晚上都在，在骑楼下面，推着一台小摊车。他做的烧肉粽很好吃，比外面卖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