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老婆叫阿春，跟我一起顾摊子。我们有一个女儿，叫林雅婷，那时候六岁，刚上小学一年级。雅婷很乖，每天放学都会来面摊写作业，写完作业就帮忙擦桌子、摆筷子。客人看到她都说‘你女儿好乖喔’，我跟阿春听了就很爽。
“那年夏天，台北很热。热到晚上都睡不着觉的那种热。有一天晚上，大概凌晨两点，我收摊了，骑着脚踏车回家。我住在锦州街的巷子里，一栋老旧的公寓，三楼。我骑到巷口的时候，看到一个女的站在巷口的路灯下。
“她穿着红色的洋装，头发很长，遮住了半张脸。她在哭。不是那种嚎啕大哭，是那种很小声的、压抑的、肩膀一抽一抽的哭。我停下来，问她‘小姐，你还好吗？’她没有理我。我又问了一次，她还是不理我。我就走了。
“隔天早上，我看到新闻。那个女的跳楼了。从昭和大厦的顶楼跳下来的。她跳下来的时候，压到了一个卖烧肉粽的。”
林有福停了一下。他伸手拿起一个烧肉粽，剥开粽叶，咬了一口，慢慢嚼，慢慢咽。嘉宏没有催他。秀秀也没有说话。三个人安静地吃了一会儿烧肉粽。
“那个卖烧肉粽的，”林有福继续说，“就是我弟。我亲弟弟，林有德。他比我小五岁，没有结婚，一个人住在昭和大厦四楼的一个小套房里。他每天晚上在楼下卖烧肉粽，卖到凌晨三四点才收摊。那天晚上，他正在收摊，把蒸笼往摊车底下塞。那个女的从顶楼跳下来，正好砸在他身上。两个人当场死亡。
“我弟死了。我爸妈哭到眼睛都快瞎了。我老婆阿春也哭，但她哭的不是我弟，是我。她说‘你昨天晚上遇到那个女的了，你遇到她了！你为什么不拦住她？你为什么不报警？你为什么不做什么？如果你做了什么，她就不会跳楼，我弟就不会死！’”
林有福的声音还是那样平，像在念课文。但嘉宏注意到，他剥粽叶的手在微微发抖。
“我没有办法反驳她。她说得对。我遇到了那个女的，我听到了她在哭，我看到了她在路灯下。我走了。我骑着脚踏车走了，回家睡觉了。如果我停下来，如果我多问一句，如果我报警，也许一切都不一样。但我说了‘你好吗’，她没理我，我就走了。‘你好吗’三个字，我他妈的就只说了三个字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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