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月下来,他手里已经攥了村里三成的田。
这时候,他不再买地了。
他开始放贷。
谁家急用钱,婚丧嫁娶、看病抓药,都能找他借。利息不高,比县城里的当铺还低些,说话也和气,一口一个 “乡里乡亲的,帮衬是应该的”。
还不上?没关系。他会叹口气,宽限些时日,说 “某家还能逼你不成?”
宽限了,还是还不上。那就只能拿地抵。
不是他逼的。是你自己还不上。白纸黑字,红手印按得清清楚楚,怨不得别人。
地契到手,他再雇原来的地主给他种地。
种地的还是那些人,握锄头的手还是那双手,可打下的粮食,再也不是自己的了。
就这样,一亩一亩,一块一块。
两年下来,村里七成的田地,都姓了郑。
原先的小地主,有的变成了他的佃户,有的卷着铺盖,拖家带口逃荒去了。
村里人不是没想过办法。
有人去县里告过状。两个老汉,攥着皱巴巴的状纸,走了三十里路到县衙,跪在门口喊青天大老爷做主。可告状的人前脚刚进县衙,郑阔海后脚就坐着马车跟进去了。
没人知道他跟县令在后堂说了什么。
只知道告状的两个老汉,出来的时候鼻青脸肿,腿被衙役打瘸了,状纸被撕得粉碎,扔在地上踩了又踩。
也有人想学当年对付王富的办法,夜里摸到郑家院墙外,想讨个说法。
可郑家的院墙,比王富家的高了三尺,墙头上还插着碎瓷片。护院比王富多了两倍,日夜轮班守着,院子里还养着四条大狼狗,黑夜里眼睛亮得像灯笼。
去的人连墙头都没翻过去,就被狗撵出半里地,腿上还挨了护院一棍子,落下了终身残疾。
第二天,郑阔海站在村口,手里把玩着腰间的玉佩,依旧是那副笑眯眯的模样。
“哪位朋友昨晚去某家做客了?也不提前说一声,好让某家备壶热茶。”
他声音不大,却传遍了半个村子。
没人敢应声。连大气都不敢喘。
日子一天天过去。
租子越来越高。从三成交到五成,从五成交到六成。遇上灾年,颗粒无收,租子也半分不能少。
有人交不起,郑阔海也不恼,依旧笑眯眯的,说没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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