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的腿在抖。

他的全身都在抖。

但他举起了那把刀，刀尖对准了自己的掌心。

“陈嘉宏，”他说，声音在空荡荡的大厅里回荡，“你最好是真的欠我三百块。不然我跟你没完。”

刀落下了。

“好吃吗？”林有福问。

“好吃。”嘉宏说，嘴里还嚼着糯米。

“那就好。”林有福盘腿坐下来，示意嘉宏和秀秀也坐。三个人坐在黑色的、像镜面一样的地板上，围着一盘烧肉粽，像是在野餐。只是这个野餐的地点是暗河的河眼，头顶上有两个太阳在缓慢地旋转，周围的空气里弥漫着一种不属于任何已知元素的气味。

“我跟你讲一个故事，”林有福说，“讲完你就知道了。”

他的声音在圆形空间里回荡，被墙壁反射了无数次，形成了一层又一层的叠加。那些叠加在一起的声音，听起来不像一个人在说话，而像是一群人在同时讲述同一个故事。

“1968年，我三十二岁。我在林森北路开了一家小面摊，卖切仔面、烫青菜、红烧肉。生意不错，因为那条街上有很多做夜生活的——酒店小姐、围事的、跑业务的，半夜下班了想吃点热的，就会来我这里吃一碗面。

“我老婆叫阿春，跟我一起顾摊子。我们有一个女儿，叫林雅婷，那时候六岁，刚上小学一年级。雅婷很乖，每天放学都会来面摊写作业，写完作业就帮忙擦桌子、摆筷子。客人看到她都说‘你女儿好乖喔’，我跟阿春听了就很爽。

“那年夏天，台北很热。热到晚上都睡不着觉的那种热。有一天晚上，大概凌晨两点，我收摊了，骑着脚踏车回家。我住在锦州街的巷子里，一栋老旧的公寓，三楼。我骑到巷口的时候，看到一个女的站在巷口的路灯下。

“她穿着红色的洋装，头发很长，遮住了半张脸。她在哭。不是那种嚎啕大哭，是那种很小声的、压抑的、肩膀一抽一抽的哭。我停下来，问她‘小姐，你还好吗？’她没有理我。我又问了一次，她还是不理我。我就走了。

“隔天早上，我看到新闻。那个女的跳楼了。从昭和大厦的顶楼跳下来的。她跳下来的时候，压到了一个卖烧肉粽的。”

林有福停了一下。他伸手拿起一个烧肉粽，剥开粽叶，咬了一口，慢慢嚼，慢慢咽。嘉宏没有催他。秀秀也没有说话。三个人安静地吃了一会儿烧肉粽。

“那个卖烧肉粽的，”林有福继续说，“就是我弟。我亲弟弟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