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弟死了。我爸妈哭到眼睛都快瞎了。我老婆阿春也哭，但她哭的不是我弟，是我。她说‘你昨天晚上遇到那个女的了，你遇到她了！你为什么不拦住她？你为什么不报警？你为什么不做什么？如果你做了什么，她就不会跳楼，我弟就不会死！’”
林有福的声音还是那样平，像在念课文。但嘉宏注意到，他剥粽叶的手在微微发抖。
“我没有办法反驳她。她说得对。我遇到了那个女的，我听到了她在哭，我看到了她在路灯下。我走了。我骑着脚踏车走了，回家睡觉了。如果我停下来，如果我多问一句，如果我报警，也许一切都不一样。但我说了‘你好吗’，她没理我，我就走了。‘你好吗’三个字，我他妈的就只说了三个字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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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沉默了很久。
头顶上的两个太阳移动到了一个新的位置。大的那个（橙红色的）在正上方，小的那个（蓝白色的）在大太阳的后面，只露出一个小小的边。空间里的光线变成了一种奇异的、橙蓝混合的颜色，像黄昏和黎明同时出现。
“后来呢？”嘉宏问。
“后来，”林有福说，“我疯了。不是那种发疯的疯，是那种——我开始看到东西。我看到那个穿红裙的女人。她每天晚上都站在我的床尾，看着我。她不说话，不动，就是站着。我看到我弟，他推着他的摊车，在我的面摊旁边卖烧肉粽。客人看不到他，但我看得到。他每天晚上都在那里，蒸笼冒着白烟，他在剪粽叶，动作很慢，像慢动作回放。
“我去看了精神科，医生说我得了创伤后应激障碍，开了药。吃药之后那些幻觉没了，但我也没了。我变成一个行尸走肉，每天就是起床、顾摊、回家、睡觉，像一台设定好程序的机器。阿春受不了了，带着雅婷回了娘家。她说‘等你变回正常人再回来’。我等了三年，没有变回正常人。她就跟我离婚了。
“1968年，我三十五岁。一无所有。老婆走了，女儿被带走了，弟弟死了，爸妈恨我。我站在昭和大厦的顶楼，想跳下去。但我没有跳。不是因为怕死，是因为我在顶楼看到了一个人。”
“谁？”秀秀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