锄头、扁担、木棍、菜刀、铁锹、钢叉。几百件家伙什在晨光里闪着冷光。
霍去病扛着枪走在最前面，脚步踩得地都发颤。身后是护村队的年轻人，个个把枪擦得锃亮，腰杆挺得笔直。再后面是刚从地里赶回来的庄稼人。
他们的裤腿上还沾着清晨的露水，湿了一大片。手上的老茧里嵌着洗不掉的泥土，指甲缝里还留着麦地里的绿渍。可他们的眼睛亮得很，像黑夜里点着的火把，风都吹不灭。
隔壁村的里正姓王，是个面相苦得能拧出水的老者。
他的背驼得厉害，像被常年的重担压弯了的犁杖。脸上的皱纹深得像刀刻出来的，每一道里都藏着风霜，藏着苦日子，深得能夹住晨光。
他站在村口那条烂泥路上，身后也站着些人。不多，几十个，大多是老人和妇人。青壮年要么被郑阔海雇去当长工了，要么被打断了腿躺在家里，要么早就拖家带口逃荒去了。
王里正远远看见那片黑压压的人群，手就开始抖。
他手里攥着的旱烟杆，都快被捏碎了，烟丝撒了一身都没察觉。他抖着抖着，迎了上去，张开两条瘦得像枯枝的胳膊，拦在了路中间。
“任先生！” 他的声音又沙又哑，像砂纸磨着干木头，“不可啊！依照大汉朝的律法，您这可都是要杀头的罪名啊！”
他身后的队伍，猛地停了下来。
人群里起了一阵窃窃私语。像风吹过麦田，沙沙的，带着藏不住的不安。
“杀头” 这两个字，像一根淬了冰的针，狠狠扎进了很多人的心里。
他们瞬间想起了钱员外，想起了王富，想起了那些被打断腿的乡亲，想起了被关进大牢再也没出来的汉子，想起了被挂在村口树上示众的尸体。
那些记忆太深了。深得像骨头里的裂纹，平时不觉得疼，一到阴雨天，就钻心地疼。有人攥锄头的手紧了紧，指节泛白。有人下意识往后缩了缩脚。还有人低着头，嘴唇动了动，没敢说出话。
任弋笑了笑。
他往前迈了两步，伸手扶住了王里正的胳膊。那胳膊瘦得只剩一层皮裹着骨头，一握就能摸到硌手的骨节，还在止不住地抖，像秋风里晃悠的干树枝。
“老王，” 他的声音很温和，像村口淌过的溪水，“我还记得五六年前，你天不亮就走了十几里路，来我们